[30]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因此，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可能是少数人提出、多数人同意的。在程序完善与否的背后，一定有社会力量的支撑。
宪法应当与时俱进，但宪法不可能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作出准确、全面的反映，不可能将具体的政治运作的过程、结果一一纳入，宪法是政治力量中相对静态的部分。此外，宪法第19条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中增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不必要的。在这些条款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某种公民力量的涌动，其中有富裕起来的人们要求保护自己财产的呼声，[65]有土地征收征用中、城市房屋拆迁中对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防范，有对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保障的关注，有在紧急状态时期权利与权力界限划分的普遍要求，有对人权的基本尊重。[88]作为与制宪权密切相关的修宪权，其程序应当与民主息息相关，如果民主性不够，代表性不强，就与民主宪政理论有距离，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但宪法必然会、也正在受到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特别才能就能看出社会在影响法律，那种喜欢低估外部力量的重要性，仅从法律内部解释法律发展，参考法律概念和法律思路习惯，认为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能抵制社会压力，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外部社会力量的认识是片面的。
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有些条款体现了一种社会力量，它不是或不完全是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也不局限于某个阶层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是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普遍需求。问题是，常委会怎么选择？为什么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理由是什么？应该有一个说明，而这个说明应当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向代表们做工作报告时的一项内容，也可以是就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的要求而作出专题汇报，如果全国人大代表没有这样的要求，就等于默示同意常委会的做法而没有异议。我国五四宪法并没有在宪法权利中规定公民的财产权，只是在总纲中规定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其次，税收是现代国家履行公共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干预调控很多程度是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的，税收、利率、预算等都是最为常用而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可以对产业结构、消费取向、经济发展样态等进行有效的引导。我国当下征税权力的主要病灶是人民代表大会税收决策权、立法权的孱弱，行政机关税权的过度强势，以及司法机关审查权力的及其有限，造成了我国税收权力横向配置的倾斜性地严重失衡。此种立法体例以1949年德国《基本法》为典型代表。[7]转引自许炎：《论赋税与宪政的关系》，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6—87页。
三是宪法文本中既不规定国家拥有征税权力，也不规定公民应承担的纳税义务，而是从财产权的限制或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中推导出公民纳税义务的存在。比较有代表性学者有葛克昌、黄俊杰等人。
一国宪法的价值向度通常依赖于历史长期回应中形成的共识或者是意识形态简化的灌注，否则它便灵魂出窍，只剩下干巴巴的决策程序规则和职权规范了。基于每个国民归属于一个集体所拥有的权利义务，每个国民无论是鳏寡孤独、老弱病残，都能够依赖其他成员基于社会连带关系所形成的安全网，有尊严地维持其生活的基本要求……论及税的有关问题，必须溯及马克思主义的税收理论，这并非完全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法秩序形成的最重要理论资源，也是诠释中国法规范时不可忽略的体系背景。其次，公民之间的课税平等原则表现为税收权利义务的平等对待和纳税义务的合理分担。公民之间税收平等体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平等指涉经济收入状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此为普遍纳税原则。
故同样是公民纳税义务条款，其价值内涵在不同时期存有巨大区别。真实地反映市场规律，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进现行宪法文本，尽管学界对该条款的理解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认为此条款意味中国宪法理论承认实证宪法之外的权利，并主张该条款与德国基本法的人性尊严条款具有类似的意涵。布莱克法律词典将税解释为政府对个人、公司或信托所得，以及房地产或赠与物价值征收的费用。
西班牙宪法第31条规定：全体公民视其经济能力并据以平等和渐进原则制定的公正的税收制度为维持公共开支作出贡献。海扎尔的观点被认为是主张国家应以保障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中心，强调约束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为内容的自由主义实质法治观，这种观点区别于当时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法治观。
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政治治理不可能由单一层面的政府来完成，即使最独裁的政府也无法做到一切公共决策由中央做出。[17] 转引自：钱俊文著：《国家征税权的合宪性控制》，苏州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第91页。
自然法学者在用社会契约论论证市民革命的合理性、型塑未来国家的美好愿景时，税收自然成为其学说的主要命题。可以资证明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现行宪法乃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对1954年宪法立宪精神的承继。4）决算书应得到议会之承认。在现代法治国的背景下，法秩序的一致性要求税收的正当性、正义性的证成必须融入宪法的价值体系，并以宪法价值为依归。在台湾，税法学者承继了德国和日本关于赋税法律关系的研究成果，他们大多接受了海扎尔和北野弘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基础上阐述税收的正当性，认为税收是一种资源转移，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强制性分配活动。
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博丹在其《国家论六书》中以主权理论为基础，认为没有直接税收，就意味着国家并不存在。
国家税权包括税收权力和税收权利。孟德斯鸠则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要把国家收入规定得好，就应该兼顾国家和国民两方面的需要。
奥托•梅耶认为赋税法律关系依托国家的财政权力而产生，是作为权力优位主体的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人民之间形成的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优越权力的特征，在此理论下，税法一般不虑及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保护。根据所有国家的经验……赋税再不平等，有害程度也不及赋税的不确定。
如果说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依靠对土地或其他财富资源的垄断或者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掠夺，能够解决官僚集团的给养问题的话，那么以民主、自由为旗帜立国的近现代国家，其自身为无产者，其履行公共职能所需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于是国家就成为租税国家。此条后款的规定，事实上将基本的税收制度规制完全授权给了国务院，显然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其理由在于：租税法定内所内含的法律保留依赖于分权结构、人权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构架，这些制度在82宪法制定时都被斥责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拒绝，中国政府是直到1990年公布关于人权问题的白皮书时才第一次正面接纳和肯认‘人权一词。[23] 葛克昌著：《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而论之：首先，现行宪法并未明确确定租税法定原则，尽管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但从立法的原意来解释，本条仅强调公民对国家承担义务和责任，没有限制国家的征税方式和目的。大陆法系学者着力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明晰有关税概念的认知，并形成分别以奥托•梅耶和海扎尔为代表的两种典型学说。
宪法上的税与国家权力的构架体系相关。日本著名税法学者北野弘久教授秉承海扎尔的观点，认为赋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归结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进而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质论的角度分析这一性质。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抽象的个人、建立在抽象个人概念基础之上的个体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之上的意识形态。据统计，新税制改革以前，在我国的全部税收立法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只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三部，仅占10左右，其他的近80%为国务院所制定，另有10%左右为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所制定。
有学者认为税权是国家在税收立法、税款征收、税务管理等方面的权力和权利（赵长庆：《论税权》，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有的国家笼统规定为征收税款，比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77条规定：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者根据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政府预算是否具有正当性、政府预算执行具有严格性、预算本身能否完全覆盖和反映政府开支的范围，都对公民履行纳税义务的深度广度产生影响。其次，从宪法语义解释学的角度看，现行宪法第56条所指法律并非狭义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因而实质上本条并非税权法定的文本表征。
[25] 参见[日]北野弘久著：《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正如上面所述，我国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财政权力，但却并没有税收立法的专有权，而国务院等行政机关却可以通过条例、规定甚至通知等形式立法或变相立法，使人大立法成为补充，整个税收立法呈现高度行政化的趋势。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28] 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当代公法理论》，台湾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
个中原因可能林林总总，但择其要者而论，可归结于制度供给的瓶颈和法治实践需求的匮乏。[3] 刘剑文著：《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0页。